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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在冷战即将结束,所谓“历史可能终结”之际,奈提出这一概念,有着极为特殊的时代和国情背景。后来,软实力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并在近年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那么,软实力概念的中心意味,到底是“软硬”之别还是“实力”之争?在对同一领域问题的适用上,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究竟是完全相同还是有所区别?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仔细辨析的重要关节。
在美国,软实力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为实力基础上的霸权服务
“power”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语汇之一,更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核心话语。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这一词语的翻译出现过多种的版本,包括“权力”、“实力”、“力量”之分。这种分歧因为学术描述的客观性得到了缓释,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总的来说,西方在使用“power”这一语汇时,更多地强调的是在客观的“力量”基础上形成的“实力”,又由“实力”而结构外在关系时会建构出“权力”。力量强调内在与自我,而实力强调外在关系与影响。因此,“国家间政治”是基于“人性本恶”哲学基础之上的“实力的较量”。一个部落、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则必须拥有实力基础之上的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总体上遵循这一原则处理国际事务。因此,不断维持“权势霸权”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核心关切。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超级霸权”大国。然而,美国学者这种对于霸权地位的关切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稍有减弱。他们居安思危,担心失去了 强大敌人的美国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是否能够“领导世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总体上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相关学科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都试图在关注这个问题。就在这一档口“soft power”这一概念被提出并开始传播。
实际上,自这一概念进入学术传播的范畴,其问题性就一直相当明确,即: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收缩后,全球局势掌控能力下降。美国如何更好巩固并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和领导权力。这一点,在奈的文章和著作中表达十分明确。也就是说,这一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为“实力”基础上的“霸权”服务,也就是用好“软”的“力量”,从而生成“征服人的思想和心灵”的能力,形成“心理霸权”。正如有学者提出的:“软实力只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一只铁掌而已”。而奈更多考虑的也在于此:“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真正赢得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智,使其拥护西方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
“soft power”提出以来,因为其可操作性差、生效条件不够明确,适用范围较为模糊,无法科学测量,受到了来自学界不断的挑战和质疑。实际上,在1990年的文章中,奈还使用过另外一个概念,“co-optive power”,即同化性权力。这是塑造他人行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基础之上。这一与“命令性权力”(command power)相对的概念,与“soft power”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没有像前者一样得到广泛的使用。奈在不断解释和调整这一概念过程中, 终接受了2004年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提出的“smart power”这一概念。2006年,他撰文支持这一概念,认为单一使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问题性以及概念的质疑与变迁来看,“soft power”一词阐释的关键都不在“软硬”的区别,而是在“实力”之争。也就是说,这个词汇的核心诉求是“实力”,而非“软硬”——无论软硬,“实力”的追求才 重要。
软实力在中国成为“文化软实力”,规避了原有概念中的扩张性、侵略性意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译介的逐步增加,我国学界开始大量使用西方概念阐释中国的社会问题。概念的本土性适用问题一直存在。一个学术概念,无论其在英美甚至是世界上如何大行其道,用来描述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制度下的各种时代问题、学术论题和社会话题时,均需要重新进行界定,并论证其基本的适用性。在这一过程中,寻找相应话语的中国问题性是核心问题。对于“soft power”这一概念亦如此。
20世纪90年代,“soft power”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并迅速从学术讨论,进入了社会实践层面。在学术讨论中,首先遇到、直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语词译介问题。“soft power”到底是翻译为“软力量”、“软实力”还是“软权力”?莫衷一是。虽然在大多数的文献中,我们采用的是“软实力”,并且在官方文件中用的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但是2005年,东方出版社在译介奈自己的作品时,却用了“软力量”一词。在翻译时选择“力量”或者“实力”,显然是要规避奈原有表述中的扩张性和侵略性问题。如前文所述,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看,奈的概念其实是“软权力”的概念,具有较强的扩张性、侵略性意味。以该词汇描述中国问题时,则要考虑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基本学术假设以及这一假设的问题性本源。
软实力概念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并写入官方正式文件,并非偶然。这与近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遇到的问题是有关系的。恰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所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三十年,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而今后的三十年,中国要更加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解决‘挨骂’的问题。”“挨打”问题的解决确认了国家和民族的国际政治身份和地位问题；“挨饿”问题的解决使得民族自我认同和骄傲感倍增；“挨骂”的问题,则主要解决的是民族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认知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崛起的民族意识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认知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这使得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公平与尊严”的渴望不断深化,同时对国际媒体的不满情绪不断堆积。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进程刚刚开启,这种情绪即刻爆发出来。从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到“中国可以说不”等夹杂复杂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成为学术时尚。学界和业界都在使用这些说法,尽情宣泄着自己的不满,而学界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态快速接收了诸如“国家形象”、“软实力”、“公共外交”等学术语汇,相关的研究也成为“显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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